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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|徐寅生:上海何以成为乒乓球世界冠军的“摇篮”

2018-03-03 22:46  来源:未知           

1953年,中国乒协成为国际乒联的正式会员,中国队参加了世界锦标赛。听到了这个消息,我开始做起了“乒乓梦”。1956年,上海市体委决定在上海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设立乒乓球专业,开始向国外职业化俱乐部的形式靠拢。我与杨瑞华(上海汽轮机厂职工,曾获全国锦标赛第三名,参加过1956年东京世乒赛)成了第一批学员,开始了强化训练。那时我们常用“红队”的名义,与上海高手组成的“蓝队”对抗,水平相当,相互促进,类似男子排球队与复旦大学队的比赛,成了吸人眼球的赛事。

等到我进国家集训队,准备参加1959年德国世乒赛时,中国男女队已经从乙级队上升到甲级队第三名,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行列。第一代国手有来自上海的王传耀、孙梅英,以及后来参加世乒赛的杨瑞华。他们的直拍快攻打法让人耳目一新,为后人攀登世界高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1959年4月,来自广东的容国团一举夺得了德国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,打开了中国运动员通向世界冠军的大门。

李富荣的迅速成长,还得益于早期接受了正规的训练。1959年末,在国家体委的倡导下,青少年业余体校在上海雨后春笋般地出现。很多中小学生在放学以后,去附近的业余体校打球。有的区县还办起了“三集中”,即读书、训练、住校在一起的学校。体教结合,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。不少基层学校被命名为重点乒乓球学校,上海体育宫是市级乒乓球训练基地,硬件设施最好。李宗沛、刘桐芳、徐介德、黄增基、戴龙珠等一批老将,在各所体校担任教练,以后又带出了一批年轻的教练。上海的世界冠军几乎都是在体校受过正规训练,不但进步快,而且身体素质好。李富荣最早就在市体育宫训练。我与李富荣等年轻人一起集训时,除了有紧迫感外,在踢足球、打篮球和游泳时,老受他们“欺负”。当时,巨鹿路小学尽管设施较差,但柯元忻老师克服了种种困难,一心扑在训练上,多年来培养出一批批好苗子,被教育部门评为特级教师。

除此之外,一些高等院校也为上海的乒乓球发展做出了贡献。上海体育学院除了给学生上乒乓球理论、实践课外,还设有乒乓球教研室,进行科学研究,帮助运动队攻克难关,写出不少高质量的论文。学院的徐增祺老师不求名利,几十年来一直在那里辛勤工作。该院也是中国乒协的培训基地,主要为中外教练员、裁判员及后备运动员提供培训服务。经教育部门批准,交通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将乒乓球作为重点开展项目,并建立高水平运动队。他们在国际大学队的比赛中一直保持优异成绩,并担任相关国际组织的主要领导。在招生和学习方面,这些高校让一些世界冠军和退役运动员就读,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。很多运动员毕业以后走上社会,成为推动乒乓球运动的骨干。

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方便的交通,吸引着很多国外的球队来访。1956年,世界强队罗马尼亚队在东京世乒赛后,在上海体育馆(今改为巴黎春天商场)与上海队进行了友谊赛。当时我还在技校念书,市体委让我参加比赛。第一次与外国人交手,双打时我和薛伟初搭档,连赢了两场。这既让我看到了差距,也感觉到世界高手并非高不可攀,由此增强了自信。以后民主德国、匈牙利队也先后来沪。1961年北京世乒赛后,日本队也以原班人马来到上海,开始执行每年一来一往互访的协议(在日本队处于世界乒坛霸主地位的年代,梅兰芳先生率京剧团访日时,曾代表中方邀请日本乒乓球队访华,日方没回音)。世界强队的不断来访,让上海的球迷大饱眼福,更让上海乒乓球界开阔了眼界,了解世界乒乓球技术的发展趋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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